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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，全面抗战进入第四年。陈嘉庚带领“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”回国慰劳考察，时长达9个月，足迹遍布15个省份。其中，5月31日至6月8日，陈嘉庚在延安的访问和调研，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。曾悲观认为“中国要转弱为强，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”的他，为何在短短9天的行程后作出了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”的结论？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，感受到了什么，以至于改变了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？

1937年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达成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。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了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，募集巨款，动员华侨组成“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”c7c7.cpp最新版，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。1939年，中国沿海重要出入口失守，华侨回国困难，不清楚国内状况。陈嘉庚于当年12月6日电函蒋介石，表示将组织“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”回国慰劳考察。

“民族复兴是陈嘉庚从始至终的愿望，在与中国共产党同行之前，他已在实业、教育等方面探索救国之道。他最初是将抗日的希望寄托于国民政府的。”宁一说，“但他为何在9天之后得出‘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’的结论？通过这次展览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嘉庚先生的眼睛，帮助观众了解1940年在中共领导下延安在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和侨务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，以及他亲身体验到的‘延安精神’。同时，我们也想通过陈嘉庚的视角来比较延安和重庆。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，不禁会问：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？这个展览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答案。”

在本次展览的展品中，有一份1940年7月从印尼巴达维亚(今雅加达)汇往重庆的特殊汇款单。收款人是慰劳团第一分团成员甘进德，汇款人是其家人甘振坤，汇款总额为“国币”700元。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期间，陈嘉庚要求慰劳团成员费用自备，并多次叮嘱团员们要节约、耐苦，所到之处尽量起居简单，膳宿费自理，不可多耗各处招待费。

“我们的展览有两条线，明线是以嘉庚先生的眼睛和文字记录看延安，而暗线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开展情况。”闫媛媛表示，“嘉庚先生并不是突发奇想去延安的。张楚琨送的《西行漫记》，在重庆时叶剑英、林祖涵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与其见面、洽谈等等一系列工作，都为他的延安之行埋下伏笔。”

“60多年前嘉庚先生倡建博物馆，可见其前瞻性和创新精神。今天博物馆举办各种以‘侨’为主题的展览，讲好华侨故事，传承华侨优良传统，都是在用实际行动传承‘嘉庚精神’。”宁一表示。10年来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发挥博物馆的职能，通过展览陈列、社会教育、藏品研究、开发文创等途径，深入挖掘“嘉庚精神”的内涵，向公众讲述华侨华人的历史与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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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九州共贯、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”在中国历史上对维护国家统一、社会安定、民族团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“大一统”一词始出《春秋公羊传》，其深层的要求就是安天下之民。“大一统”带来的安定的社会环境，为生产的兴盛、人口的繁衍、财富的积累、民族的交融、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。社会安定、民族和谐是实现各族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和基础。

“修齐治平、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”是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。《礼记·大学》说：“身修而后家齐c7c7.cpp最新版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中国人注重个人道德修养，并将个人修养与家庭伦理扩展为心怀家国天下、以国家和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c7c7.cpp最新版，将追求国家利益与社会整体和谐作为实现个体追求的价值目标，而国家又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坚强保障。

“富民厚生、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”体现了中国古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和原则。“富民厚生”强调必须正视民众对利和富的追求，“义利兼顾”表明在社会活动中既重视道义公义，又重视个人利益。也就是说，既保障民众正常财富的获得和保有，同时又要防范私利对社会公义的侵害和破坏。中国人对“富民厚生”的最终追求是共同富裕。《荀子·富国》提出“上下俱富，交无所藏之”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，并将其作为“国计之极”。

“天人合一、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”渗透在古代诸多经典之中，如《老子》讲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c7c7.cpp最新版，道法自然”；《庄子·齐物论》称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。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，环境权益是人权的重要内容。古人认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，人们的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，与自然相互协调、和谐共生。

“讲信修睦、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”既是人与人相处的原则，也是群体与群体相处的原则，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和平、和睦、和谐的理念，倡导的是互尊互信、友好合作的交往之道。在这样的社会中，每个人的人格和权利得到尊重，不同民族、地域、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，不会受到歧视和排斥。在这样的世界，人人生活在和平之中，各国和平共处，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，共谋和平发展。

《礼记·礼运》中的“故人不独亲其亲c7c7.cpp最新版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”，关注普遍的社会保障；“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”，则关注特定人群的基本权利。中华典籍中关注和扶助特定群体的主张很多，如《尚书·盘庚》“汝无侮老成人，无弱孤有幼”，《尚书·无逸》“怀保小民，惠鲜鳏寡”等。汉武帝还曾派遣大臣“分循行天下，存问鳏寡废疾，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”。这些既有对人格的尊重，也有施以救济的措施，是中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鲜明体现。

“民为邦本”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原则。先秦以降历代思想家大多认同“民为邦本”，如《孟子·尽心下》讲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c7c7.cpp最新版，《管子·牧民》讲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”。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的“视民如伤”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的“省刑罚，薄税敛”、《论语·学而》的“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，都体现了爱民恤民，重视民众生命，体恤民众疾苦的思想。《墨子·兼爱下》的“饥则食之，寒则衣之，疾病侍养之，死丧葬埋之”强调要给民众提供维持生活生产的基本保障；《尚书·皋陶谟》的“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”、《淮南子·诠言训》“安民之本，在于足用”，则要求惠民富民，只有做到惠民富民才能真正实现保民安民。

郑任钊：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，五千多年思想的传承与经验的积累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全面促进人权发展进步，构建中国人权话语，深度参与全球人权治理，为全球人权事业作出中国贡献，必然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根基与资源，汲取历史经验，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刚在北京落幕，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向学者们提出了“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，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”的希望。中华古代典籍是古典学的重要研究对象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、人文精神与历史智慧，数千年来照亮了中华文明饱经风雨却始终生生不息、愈发壮大的历程，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星空。中华典籍不仅是厚重的历史积淀，更要面向当下、面向未来、面向世界。深入挖掘中华典籍中蕴含的“人权”理念，不仅对构建中国人权话语及全球人权事业有重大意义，对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、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亦有着重大意义。(完)